日期：1957-7-10 作者：湖北日报记者, 古柏, 闻清
湖北日报记者、古柏、闻清本报记者古柏、闻清报道：在华中师范学院经过几天来的揭发和辩论，一小撮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和卑鄙的行径，已经逐渐暴露。以学生邓文祥、阮戎等为首的“联合宣传组”的阴谋活动被揭发后，全体同学对他们反党、反社会主义，到处点火煽动，制造乱混的行动，感到无比愤怒。
“卡秋莎”是外文系303班的级刊，大鸣大放开始时外文系303班学生邓文祥，只不过是“卡秋莎”的一个通讯员，当全国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，他就认为时机成熟了，趁机夺取了“卡秋莎”的领导权，并邀请中立系学生阮戎来参加“卡秋莎”的工作，利用“卡秋莎”散布反动言论，进行煽动。他们反对党的整风学习“两不误”的方针，要求“停课大干一场”，号召“只搞运动”，并在“告全体同学书”中说：“五四”青年爱国主义和正当过问国家大事的优良革命传统，几年来被官僚主义压碎了。大力为反革命分子叫嚣，说肃反是“给人留下百孔千疮，留下惨痛，这里面有着对人的尊严的伤害。”污蔑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说：“法律规定予人们监督国事的权利，但实际却被摆在无力监督和无法监督的地位。”“宪法中明文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在实际生活中被剥夺了”。这个刊物，不仅在宣传上进行煽动，而且进行幕后的组织活动，他们以“编辑部”的名义，打着“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幌子，秘密地串连了一批肃反中被斗争过的人，向党的肃反干部进行“反攻倒算”。他们培养了“大苦主”，组织好了斗争“高潮”，请党委副书记和党支部书记来听他们的意见。在这个会议上，他们采用疲劳轰炸的办法，对待党的负责同志，从下午七点，一直“诉苦”到第二天二点。会后，邓文祥还卑鄙无耻地对旁人说：“哼!这一次只是给他们一点颜色看。”
邓文祥、阮戎等并不以掌握了：“卡秋莎”为满足，他们决定把这把火烧遍整个的学院，甚至武汉地区，一直到全国。他们以“卡秋莎”编辑部的名义，召集全院的报刊派代表参加，他们声言要成立一个“鸣放委员会”来掌握学校的整风运动，要成立一个以“武大”为中心的“武汉地区鸣放委员会”来领导武汉地区的运动，在第一次会议上，他们竭力扬言“党委落后于群众了，不能领导运动了”。在会上，这种反对党的领导的企图，遭到一些代表的反对，“鸣放委员会”没有组成，他们被迫宣称为“联合宣传组”。实际上，他们早已把一切人事都筹划好了，只不过想盗用一个名义，以邓文祥为首的“主席团”就可以取得公开合法的身份了。
从此，他们感到羽毛丰满了，可以大干一下了，就开始猖狂地向党进攻。请看，这是他们在一次会议中拟定的行动计划，这个计划是由联合宣传组的首脑之一邓光宇提出的：
(一)派人领导广播站；
(二)派人领导院刊编辑室；
(三)派人参加院党委领导，协助党改进工作；
(四)和法院、检察署、湖北日报、长江日报联系，和各大专学校联系；
(五)创办油印报纸，交流情况；
(六)设立自由讲坛，派人负责拿出物理系和政治教育系的扩大器。
这就是他们的“计划”。
“联合宣传组”不仅把它的工作摆在“宣传”工作上，而且开始派它的成员，向各方面伸出了魔手；那里是缺口，他们就往那里钻去，那里是薄弱环节，他们就向那里进攻，那里可以“闹事”，他们就到那里去点火。比如物理系的集体评论员，发出了一篇“为提高教师社会地位而斗争”的文章，其中颠倒黑白的说“在旧社会无人敢侮辱教师，打骂教师，‘天地国亲师’就是出自社会上对教师的热爱和尊重，可是今天教师任人摆布使唤，受人打骂，比比皆是，举不胜举。”显然，这是将我们今天社会的情况有意的歪曲，对旧社会的罪恶有意的粉饰，但邓文祥却倍加赞赏，在一次大会上说，联合宣传组要支持这一斗争；联合宣传组的另一首脑人物阮戎，也长驻院本部联络，拉拢化学系和数学系的同学，转入这一所谓“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的”斗争。邓文祥还写信给化学系的少数右派分子，表示支持和同情；联合宣传组的另一首脑人物邓光宇，特把在“肃反”中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家属弄来“控诉”，并无理地要求政府按烈士待遇抚恤这个反革命家属。院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，曾利用“熊志成事件”向党进攻，联合宣传组的阮戎也亲临参予这一“战斗”，在熊志成对党的诬陷演说结束后，阮戎竟得意忘形地说：“用胡风的话来说，这是从他们中间打开了一个缺口，几条泥鳅还是翻得起浪花来的。”这里，我们附带提起两件事，可以看出，这个小集团的成员，皆是多么热衷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理论和策略。他们在大鸣大放期间，曾到“武大”去“留学”，带回了“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”的论调，并将胡风的著作张贴出来，大肆宣扬；另一次是有一个叫李济民的同学在学校门前，会见了阮戎等，他问：“党委制是怎样解释的?”李答：“是党委集体领导制度。”阮笑嘻嘻的说：“好哇!你真是我们的谢韬”(注：谢韬曾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献策者)。
有次，他们在“联合宣传组”的名义掩饰之下，竟向党委会提出极其荒谬的两点要求：第一要求停课罢考；并威胁党委书记说：你如果不同意，同学们闹大民主我们不负责任。第二要求公开档案。在我们这个国家里，一个正直的人，一个良善的公民，对自己的历史档案是无所顾忌的，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坦率的告诉党，只有那些心怀叵测的人，才天天提心吊胆地想知道组织上了解他的一些什么?不了解他一些什么?我们可以从这个集团中的成员之一邓光宇，近日来所揭露出来的材料来看看他们的用心，这伙在肃反中被斗争过的，历史上作了一些不干不净的事的人们是怎样梦想把自己装扮成“清白”和“进步”。邓光宇说：“阎旭生要到肃反检查组去，对我说：这对我们有好处，可以把自己的历史搬过来……。”
请看，这就是他们在帮助党整风中干的事情，人们难道相信这样的人，这样的行径，可以帮助党消除“三害”吗?
人民日报的几篇驳斥右派的社论发表后，这个集团的成员，十分敏感地看到自己即将复灭的命运，“卡秋莎”就像魔影一样地消声慝迹了，“联合宣传组”也瘫痪了，这个集团的头子——邓文祥，连连施放烟幕，掩护撤兵，他“劝告”人们说：“人民日报不实事求是，我们不要跟着跑，应该独立思考”，“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对的”，“葛佩琦的言论没有什么错的，只不过是意见有些尖锐罢了，作为领导的党气魄应该放大一点。”在这个集团惊慌失措的当儿，这个头目却镇定地鼓舞士气，说“不要怕犯错误，大丈夫应该敢作敢为。”又说：“即使我是华中师范学院的小章伯钧也没有关系。”然而，他必竟还是一个懦夫，他不仅不敢坚持自己前些时的言论和行动，而且当同学们问他是不是说过自己是小章伯钧时，他嚅嚅连声地说：“章伯钧是错误的，我怎么这样傻会把自己和他联系在一起呢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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